蔡达峰：在同济遇见陈从周先生是我的幸运

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

　　可能会有人记得，那年复旦文博系的考卷页眉上，新奇而醒目地印着一句话——诚实最可贵，诚实的人最可爱。

　　这是蔡达峰苦想了一夜的办法。

　　他深深向往这样一个场景，教师可以宣布：“我的学生不可能作弊！”然后就自信地离开考场，“那是多么令人骄傲”。

　　他难忘之前曾见3位学生作弊被“请”出考场时，那种复杂和痛苦的眼神，“在这之前，他们没让我失望过”。

　　为什么，有的学生宁愿作弊，认为作弊是对自己负责、不作弊反倒可惜了，而不想要做可爱的人？

　　“如果这样的话，教知识真是没有什么意义了。”

　　1960年出生至今，平素几乎从不失眠的蔡达峰，在那一夜难以入眠。

　　也就从那时起，他从复旦教务处处长到分管副校长，12年里一直在学校领导下、和同仁们一起，力推学分制、大开转系门、试水自主招生、开拓通识教育……复旦的一连串“率先全国”，掀起一场令人瞩目的高校教改探索。

　　看似新奇的作弊提醒，正与改革核心相关——“教育的本质是人”。

　　另一次他58年里近乎仅有的彻夜无眠，“思想斗争更加激烈”，则在要不要去教务处的1999年夏。

　　时近世纪之交，亦是他的人生路口。

　　那是他第一次，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政策管理领域，从此一路至今，直至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。

　　也偏巧在世纪之交，2000年他挚爱的导师陈从周先生溘然长逝。

　　前一天傍晚，老师女儿陈胜吾来电话说，好像爸爸不行了。他忙赶去，见老师一直张着嘴在呼吸，便静静地守候到很晚才离开。没想凌晨就有电话来，又赶紧过去。蔡达峰看着从此长眠的老师，看了许久、许久，不禁泪流，躲到卫生间痛哭起来。

　　忆述至此，蔡达峰静默了好一会儿。记者不忍打扰。窗外漫天飘扬的柳絮在阳光里，一片接一片漂进屋内浮游空气中。

　　他是陈从周先生带教的第一位应届硕士生、第一位博士生，从本科到博士毕业，也是一个“12年”。他曾长达两年住在工地，辅佐先生完成心血之作“豫园东部修复工程”。他研究生毕业的结语，先生干脆利落，就写了八个字：“建议留校做接班人”。

　　今年是陈从周先生诞辰100周年。与蔡达峰在北京他办公室促膝而谈间隙，他两度快速起身，一次因柳絮关窗，一次拎起放在自己脚边的热水瓶，来给记者茶杯续水。记者曾于2002年采访过他，暌违16年，他还是一身素布衣，还是那般谦逊有礼、言思深锐，还是那个蔡达峰。

　　但记者也是这次走近才逐渐清晰地认识这位一直静水深流、不为外界熟知的他。问及从小经历，才知他的出生地并非网上所传宁波（那是祖籍），而是上海。忆述父母家庭影响时，他脱口而出的第一个词，不经意间正与印上复旦考卷的那个词一样。

蔡达峰的两本著作《我们的通识教育》、《大学：为了学生与社会》 张驰 摄

　　蔡达峰的1978

　　注目记者整理的师生时间轴，蔡达峰感慨自己这才意识到，他出生时，老师都已经42岁了。

　　1960年，蔡达峰出生在上海杨浦一户普通工人家庭，父母都是厂里的职工。

　　“家里和求学基本没什么关系。父母给的正能量是诚实、勤劳，有上进心，这是很重要的三点。”蔡达峰笑忆自己从小干家务，一直不太会偷懒，生活也谈不上什么情调，就是勤奋，努力基本都是自觉的，很少说因为外部有什么要求，或者要做成什么去给人家看，“父母工作也这样，没人要求，自己规规矩矩做。”

　　如果不是蔡达峰所在的厂子弟小学，“蛮幸运地”获得一个进交大附中的名额；如果不是学校“照顾我父亲援外工作，不在上海，母亲一个人上有老下有小”，把这个机会给了他；如果不是正好碰到恢复高考——

　　蔡达峰的人生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。

　　尽管到高三才知要高考，靠了交大附中的学习氛围和教育传统，在当时的环境“老师能坚守住，也很有经验，指导有力”，不到一年的复习迎考，最后他们那届录取率很高，蔡达峰名列其中。

　　但全校只他一人报了同济。

　　蔡达峰至今感念班主任朱颐老师，“颐是颐和园的颐”。

　　小学起一直在少年宫画画的蔡达峰，数理化基本是放弃的，偏爱文科，但招生数太少，报考风险太大，朱老师就指点他报考同济建筑系，会画画有优势。果然。蔡达峰至今感慨，竟然被她想到了这点。

　　他原本已经准备去农场工作了，父母帮他把衣服都买好了，用很多布票。

　　他形容自己运气很好：数理化总算拼命补过了，分数考得不低。语文、政治都考得很好。最重要是恢复高考。“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，经常想起高考对我们的改变，其实仔细想来，改变我们的不止高考，还有那时候整个社会对知识、对文化的一种追求，好像学习的热情一下子爆发出来。记得大学期间，我们的状态基本是求知若渴的，同济书店门口经常清早排长队，等开门买新出版的外国名著，看新书、新杂志，眼界突然打开了……”
也就在1978年，他第一次见到陈从周先生。

　　他秋季入读同济不久，11月陈从周应邀赴美，筹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“明轩”（那也被称为我国第一例出口海外的庭院建筑工程）。回国后，先生在学校4000人大礼堂作访美报告，其中几句话，台下大一新生蔡达峰至今记忆犹新，但当时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和他有什么关系。

　　然而从此，正如一位挚友所说：无论怎么讲，你生命当中，有陈先生的痕迹了。